疫情后县域保险机构 如何深度参与地方经济建设
一、县域保险机构在参与疫情防控中暴露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及国家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县城、城乡及农村的消费能力不断提升,保险深度和密度有了一定的提升,但与大中城市相比,差距甚远,且具有如下三方面独特特征。
(一)市场覆盖度低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保险服务的主体可分为三类,政府、企业和家庭。县域政府相对大中城市财政收入低,可支配资金有限,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不足,通过商业保险解决当地个性化问题条件有限。面对此次疫情,需要更多的医务工作者、政府基层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从家庭走到一线暴露在风险中,风险的集中与这部分人群的保险投保率形成很大反差。县域及乡村企业经营主体以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盈利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差,企业管理者风险意识差,投保率低。从家庭角度分析,尤其是农村居民文化水平偏低,风险管理意识不强,缴费能力低,养儿防老思想严重,以储蓄应对风险支出,因灾反贫,因病反贫现象明显。
(二)风险覆盖度低
县域及农村消费的保险产品主要以车险刚需型险种和农险、新农合、大病、居民意外等政策性险种为主,保额低,报销比例低,只是最基础的保障,无法全面覆盖主体面临的大部分风险。企业投保方面,只有少数大型、中型企业投保财产保险、人员意外、责任险等险种,小微企业参保率更低,还有一大部分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目前还是零投保状态。县域及乡村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家庭保险风险覆盖度不足,不能涵盖正常生产生活面临的各项风险,重大疫情往往会导致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病人,给个人带来大额医疗支出,造成企业的劳动力供给缺失,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带来利润损失,甚至破产倒闭,员工失业,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服务覆盖度低
目前的县域保险机构的服务大多集中在事后阶段,即风险发生后对经济损失进行补偿,减轻风险的后果影响,如人身险的赔偿和给付,车险事故理赔,企业财产保险损失的补偿等。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实现了将保险服务融入整个健康生态圈、汽车生态圈、金融消费生态圈、居民生活生态圈,保险服务遍布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不同阶段。县域保险机构应加速整合自身服务资源、提升服务能力,多方位满足消费者保险需求以提高县域及乡村保险服务覆盖度。
二、后疫情时代县域保险机构深度参与经济建设的建议
(一)联合官方媒体弘扬正面宣传,提升全民保险意识
近年来,由于保险代理人素质参差不齐,保险产品条款晦涩难懂造成代理人对客户解释不到位产生的理赔纠纷事件频发,县域老百姓尤其是农村村民对保险信任感缺失,不清楚国家保险监管政策法规,担心被欺骗,加之网络媒体对保险的负面宣传强势,导致社会对保险的信任感缺失。在某种程度上,本次疫情对全民保险意识提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县域保险机构需积极主动联合政府部门、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等,通过官宣正确引导,提高社会对保险信任度,将运用保险应对风险的信念深入人心,充分发挥保险经济减震作用。保险机构要把宣传重点由保险责任的推广向加强对理赔典型案例的宣传侧重,以理赔情景描述代替条款及责任的罗列,将保险产品通过具象化、可视化的方式出现在消费者面前,使大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二)产品服务创新丰富保障供给,切实对接保险需求
一是聚焦基层政府需求,平滑财政预算。疫情时期,各地保险机构迅速行动,捐款捐物捐保险,为一线医务人员、武警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提供了专项风险保障,然而相比疫情肆虐造成的国家、社会的经济损失这些捐赠也只是杯水车薪。按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县级以上各级政府财政对于因突发事件致病、致残人员的救治费用负兜底责任。在此次疫情中,根据财政部披露的数据,截至三月中旬,全国各级财政安排的疫情防控投入已达 1169 亿元。这次疫情的爆发暴露出商业保险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中的参与不足,无法在疫情发生后通过保险机制稳定财政预算,解决社会、经济、企业和家庭的补偿,在稳定地方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作用发挥有限。县域保险机构应该根据当地政府实际情况定制保险承保和风险解决方案,疫情过后多地政府投保了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助保险,县域尤其是乡村居民多以务农耕作、养殖为生,低收入家庭比较集中,农民本来没有稳定收入,加之疫情停工停产,收入骤减。一旦发生公共卫生事件感染疫情,将对整个家庭的经济收入乃至全村的经营生产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救助保险保障内容涵盖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受灾人群的救助,同时对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发生的救灾安置、紧急救援、善后处置等应急费用进行补偿,能够减轻财政资金压力和支出波动,提升政府管理效能。
除上述公共卫生方面,县域及乡村在安全生产、环境治理、建设工程、交通安全、医疗系统、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面临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第三者责任、信用保障类诸多风险。保险机构可通过商业保险来辅助政府强化责任管理,例如通过高危行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经济手段加强和改善政府安全生产管理职能。天津港“8·12”爆炸,直接经济损失估算 700 多亿,保险赔付 100 亿左右,虽然保险赔付金额已创国内保险史新高,但总体保额明显不足,给当地政府造成了巨大财政压力。通过保险机构深度参与帮助企业查找风险隐患,提供事故预防服务,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化解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的社会矛盾,减轻政府在事故发生后的救助负担,有利于促进社会稳
定。对于企业经营造成的环境污染导致人身财产损害的赔偿 , 利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来参与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理 , 使受害人及时获得经济补偿 , 稳定社会秩序 , 减轻政府的负担。不仅如此,商业保险运用在房建、交通、水利等建筑项目中,不但能为建筑生产各个环节提供意外风险和责任风险保障还可通过农民工工资保证保险化解社会矛盾;在医疗领域通过医疗责任保险减轻政府医患纠纷处理压力;在交通安全领域通过“警保联动”提高处理交通事故效率,以最快速度恢复道路交通,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和谐、稳定、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各方利益关系不断调整,调整过程难免激发社会矛盾,信访成为近几年社会矛盾的主要反映形式,据有关统计,信访事件主要集中在环境保护、劳动争议、社会保障、食品安全、征地拆迁等领域 ,若风险事故的赔偿损失由财政承担 , 由于政府机构运作的复杂性 , 受害人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损失补偿 , 很可能激化社会矛盾 , 同时也会增加国家财政的负担。将商业保险机制深入运用到地方政府职能的方方面面通过商业保险赔付解决社会矛盾,能够有效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避免造成政府短时间内巨大的财政支出,平滑财政预算,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二是产品贴合企业需求,保障可持续发展。2018 年末统计数据,中小企业法人单位占全部规模企业法人单位的 99.8%,疫情导致国民闭门不出,大面积中小企业停工停产。疫情最严重的二、三月两个月时间我国宣布破产的企业,多达七百余家,其中大部分为批发零售业、房地产、制造业、餐饮业。县域及乡村的商业经营主体以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疫情导致企业营业收入锐减,还要支付房租、人工等成本,加之中小企业本就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资金使用成本高,负担重,现金流问题成为压倒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众多中小企业因为现金流断裂而破产。
风险管理意识较强的企业,一般会选择投保企业财产保险、公众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等传统险种,投保后因风险事故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可获得赔偿,但是因营业收入减少造成的利润损失无法获赔。而重大疫情在短时间内波及人员多,不但影响企业的劳动力供给,对上下游产业链也会造成不良影响,导致企业利润受损。营业中断保险则是企业因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等突发事件,在一段时间内停产、停业或营业受影响导致的经济损失及营业中断期间发生的必要费用支出提供保障的保险。投保营业中断保险能够更好地降低重大公共事件风险对企业的冲击。中小企业为社会贡献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营业中断保险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对于我国的就业及社会稳定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目前分布在县域及乡村的企业因保险意识薄弱营业中断保险投保率很低,投保不成规模,保险机构难以使用大数法则预测收支,导致保险机构承保谨慎,承保门槛高。一方面企业因费用高不愿意投保,另一反面保险机构因风险单位少无法降低费率,所以建议地方政府统一招投标,既可以引导地方所有企业投保中断险,又可帮助企业选择低价格、高保障的保险方案,将全部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最优惠的价格纳入营业中断保险保障范围,稳定企业经营。
县域保险机构要改变目前一张保单承保一种责任的单一方式,开发符合企业自身行业、规模、经营特点的综合型保险产品,一张保单涵盖多种风险保障,将保险保障深入到企业生产经营每一个空间领域、过程环节和参与主体,通过商业保险机制提高企业发展韧性,达到可持续发展目的。例如疫情过后人保财险开发“餐饮安心保”,为就餐消费者、从业人员、餐饮业主三个关系方提供多种风险保障,消费者在餐饮场所感染法定传染病、在餐饮场所发生的公众责任和食品责任事件、以及雇员工作过程中发生意外的雇主责任风险都涵盖在方案中,既包含了消费者及从业人员因感染产生的治疗费用、住院津贴还有死亡赔偿以及停工停产期间的误工费用等。
除上述方面,疫情过后企业复工复产,众多企业将面临缺乏资金问题,县域保险机构可发挥资金优势、增信优势,通过为企业直接融资或对银行增信的方式为企业解决资金问题。目前人保财险已有专门针对农业的支农融资项目,为符合条件的种、养殖农业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对于科技型、生产型等非农企业则可以提供保证保险增信方式使企业增加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和额度,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三是根据居民收入,分层提供人身保障方案。疫情的爆发将健康风险显著暴露给每一个家庭,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们的风险意识,更多人开始考虑和咨询通过保险应对人身健康所面临的风险。但对于县域、乡村居民来说,低收入以及市场产品不适销成为居民购买保险的阻碍。
以 2017 年唐山地区人均收入为例,对比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村仅是城镇人均居民收入的一半,而市场上的保险产品城乡区域间无论在价格上还是在保障范围方面都没有太大区别,县域保险机构缺乏针对县域、农村市场的适销产品,加之县域尤其是乡村相对城市客户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保险条款理解困难,市场上保险产品琳琅满目,保险条款晦涩难懂,居民对保险从业人员缺乏信任,导致人身险投保率低,家庭抗风险能力不足。保险机构要根据县域、乡村家庭收入水平分层打造专属人身险产品,设计保障适当、缴费低的产品以适应低收入家庭。通过宣传、说教改变居民以储蓄、借债应对风险的习惯,与地方政府联合提高居民人身保险投保率,防止因病、因灾致贫、返贫,提高家庭抗风险能力和居民幸福感。
(三)尊重县域居民消费习惯,线上线下服务紧密结合
疫情期间,民众闭门不出,线上渠道获得了极大的重视,保险机构纷纷布置线上承保、理赔通道,这次疫情也将激发部分客户养成线上消费习惯,然而根据县域及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疫情过后,面对面交流仍然是主要方式,保险机构既要充分尊重顾客的消费习惯,适当引导电子化,又要细分产品、细分客户群体,一方面通过顺畅的线上平台捕捉年轻一代消费者,还要兼顾县域尤其是乡村消费者文化水平偏低,电子信息技术接受速度慢的特点,发展网点面对面销售,壮大农村协保员队伍。像小额意外险,几百块钱一年的百万医疗险等简单易懂、价格较低的产品,可以选择线上渠道。复杂的产品仍然需要是面对面交流来解释和宣教才能最终完成交易,用户在高价产品的购买决策上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全面的信息,以及更多的交流,因此重疾险产品相比百万医疗险更难通过纯线上模式销售,低价产品比高价产品更适合在线上做营销。线上渠道有助于增加交流频率,适合成交价格较低的产品和公众意识较强的产品。
(四)建立专业服务队伍,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防范风险
市场瞬息万变,科技长足进步,信息快速迭代,整个社会面临的风险愈加复杂和难以处理,风险发生频率呈现递增趋势。国外的亚马逊、澳大利亚森林火灾,国内的非典、汶川地震、天津爆炸案以及此次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冲击,也对保险机构工作人员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目前保险工作重点集中在事后阶段,对因风险事故发生导致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保险服务应该渗透到整个风险管理流程中,包括安全教育、事故隐患排查、安全生产标准的监督、事故发生的应急预案编制与演练等等众多方面。保险的服务队伍不但要懂得保险知识,还要懂得如何防范企业经营中的风险,能够对相关行业做出准确的风险预测,具有风险辨识、评估和安全评价的专业储备。
三、政、企、民三方合力,提高县、乡、村经济韧性
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强破坏性、波及范围广等诸多特点,对县域及乡村原本薄弱的经济威胁更为明显,县域保险机构应该加强与地方政府协作,由地方政府主导建立重大突发事件风险管理机制,保险机构也要根据统保规模适当降低自身承保门槛,深入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政、企、民三方合力使每一个社会主体拥有多方面的风险保障,通过商业保险的方式为政府提供急需的流动资金,平滑政府财政预算;为企业提供经营中断补偿,帮助企业获得流动资金,保障企业存续与民众就业;为家庭提供充足的疾病、意外医疗保障,减少因病致贫、返贫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三管齐下,提升地方经济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