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视经济建设，自然离不开现代经济运行的基础制度——保险。1979年2月5-28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分行长会，会议决定报请国务院批准，恢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恢复国内保险业务。1979年4月，国务院在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的第99号文件中指出：“为了使企业和社队发生意外损失时能及时得到补偿，而又不影响财政支出，要根据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和自愿的原则，通过试点，逐步恢复国内保险。”

正式恢复保险业务

197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发了《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就国内保险业务恢复和保险机构设置等问题做出整体部署：一是中国人民银行各省、市、自治区分行要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通过试点，总结经验，为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做好准备。凡是机构、人员和各项条件具备的省、市、自治区，可以选择几个主要城市进行试点。如果一时条件还不具备，今年亦应抓紧筹备，创造条件争取明年恢复办理。二是恢复国内报喜业务，目前可办理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运输工具保险以及个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各地在试点阶段，可根据现有人力对着四种业务全部办理或选择办理，并将试点计划报送总行。各项业务的承保办法、费率和单证格式，保险总公司正在拟定，争取今年上半年下达。三是恢复国内保险以地方经营为主，即由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统一经营，独立核算。为逐步积累保险基金，发展人民保险事业，每年经营结果有利润均留存保险公司作为准备基金。该项准备基金应提成25%-35%上交保险总公司，作为全国性积累，以便在一省一地发生特大灾害事故而留存准备金不足时，为应付赔偿调剂使用。四是保险公司今年所需人员编制和劳动指标，请各省、市、自治区分行根据总行下达的指标和试点工作需要确定，明年所需人员，应把保险公司的劳动指标单独列入计划上报总行。办理国内保险的干部来源，主要是吸收大中专学生培养训练，也可遴选一些曾经从事保险工作的骨干归队。五是按照全国分行长会议关于在重要口岸和省、市、自治区分行所在地区逐步设立保险公司的决定，保险公司是人民银行领导下的实行经济核算的企业单位，各分公司受保险总公司和当地人民银行双重领导，业务上以总公司领导为主。省会所在地和重要口岸（上海、天津、广州、青岛、大连）的保险公司相当于省、市、自治区分行处一级的企业单位，省行所在地分公司即省级分公司领导省内各地分支公司，省（市）分公司经理可由省（市）分行一位副行长兼任，副经理应配备处长或副处长级干部担任。各分支公司内部可以根据业务和人员编制情况，分设若干科（股），以利于加强岗位责任和业务干部专业化。目前各地保险公司系属中国银行的一个科（组）或者与中国银行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在中国银行体制改革后，保险公司应逐步从中国银行内分设出来，但为了不影响当前日常业务的进行，在分设条件尚不具备的口岸，暂时仍应维持现状，但应明确编制，其工资和各项费用划分由保险公司开支（见中国人民银行保险档案568号）。

1979年11月19-27日，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新中国保险工作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新时期保险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并对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具体工作做了安排。

国内保险业恢复后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国务院直属局级经济实体，注册资本金为20亿元，独家经营保险业务，其主要业务范围是：各种财产保险、人身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以及农业保险等业务，各种再保险业务，代表外国保险公司办理损失鉴定和理赔等事宜。

专业人才从头培养

国内保险业恢复的头一两年，专业人员极度缺乏。以经济相对活跃的浙江为例，1980年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杭州分公司经理在内只有3人，承担试办保险业务任务艰巨，补充新人又面临缺乏教材的困难。为了解决人才问题，当时中国唯一一家保险机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抽调当年遣散的老保险人回归，组织保险简明教材和业务手册编写，由总公司审定后分发各地分公司，由各地分公司组织培训。总公司还组织分公司间的观摩学习，交流试点经验。

在1981年3月3日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代总经理宋国华在总结报告中说：国内保险业务恢复办理第一年，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各项工作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业务进度的超过了原来的设想。总结我们一年的工作的主要成绩，有以下几点：通过试点，积极开展了业务，到（1980年）12月底，全国除西藏以外，各省、市、自治区都已进行试点，在全国300多个大中城市和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县，恢复办理了以企业财产保险为主的各项业务。全年收入保费28000万元，保费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9个省市；一年中各地处理赔案1300多件，已支付赔款1100多万元；在开展业务的同时，积极进行防灾防损工作，显示了保险的积极作用；广泛进行宣传动员，认真贯彻自愿原则，保险在社会上的影响逐渐扩大，各地宣传方法灵活多样，以宣传开路，推动了业务，为保险争得了信誉；在实践中培养了干部，全国保险干部从不到1000人增加到近5000人。

经过几年的努力，到国内业务恢复10年的时候，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机构和人员迅速扩展，1989年底，其分支机构已达2866个，从业人员达到7.9万人。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代办点9万多，代办人员17万，驻外机构增加到了54个，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家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及经纪公司建立了分保关系，在世界主要港口委请了300多家货损检验和理赔代理人。

保险需求开始释放

1980-1988年，国内保险业务年均增幅高达54.6%，涉外业务也达到了30.9%，全部业务年均增长48.6%。这一增幅在世界保险业一枝独秀。根据对26个主要国家统计计算的世界保险业名义保费增长率，1950年代为8.6%，剔除通货膨胀影响，实为5.75%；1960年代名义增长率9.4%，实为5.95%；1970年代名义增长率13.75，实为4.7%；1980-1983年，名义增长率6.0%，实为-1.3%（见“保险业发展研究”课题组：《中国保险业的发展》，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12月，41页）。

这一时期中国保险业超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一是长期受到压抑的保险需求得到释放，国内保险业务停办20年间，虽以计划的手段掌控经济，但不能消除保险的潜在需求，在各种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风险的威胁下，一般大中型国营企业尚可从国家财政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但其他企业特别是城乡集体企业，自身既无力组织充分的后备基金，又得不到外来的帮助，至于广大城乡居民的健康、养老及其家庭财产，更无力自我提供保障，灾后由政府提供的社会救济难以补偿其损失，这些方面客观地存在着保险保障需求；二是1980年以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保险业的发展，以涉外保险为例，1953-198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均增长9.6%，而1979-1984年间，年均增长幅度已高达22.5%；三是经济改革的浪潮推动了保险业务的发展，农村经济改革的结果，一方面使农民在经济上日渐富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保费支付能力，另一方面在经济责任制下，农民受经济责任的约束产生了商业保险的需求，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的城市经济改革，使企业也直接承担了风险损失责任，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保险生根发芽提供了沃土。

根据当时中国经济体制的状况，国内保险业恢复试点从财产保险开始。1980-1981年，财产险占国内保险业的比重为100%,1982年人身险业务开始恢复，但业务量很小，财产险比重近乎100%，1983年财产险比重仍高达98.2%。到1985年，财产险比重为82.2%。之后，人身保险呈快速发展之势，人身险比重大幅上升。到1988年，尽管财产险以年均30%以上的增幅突进，但市场份额已不足六成，为59.7%。

车险成为第一大险种

国内保险业恢复初期，财产保险的当家险种是企业财产保险。当时财产保险主要有4个险种——企财险、运输工具及其责任险、货运险和家财险。国内保险业恢复第一年的1980年，企财险占财产险的比重为97.09%，运输工具及其责任险比重为2.71%，货运险比重0.017%，家财险比重0.0024%，其他险种比重0.18%。5年后的1984年，财险业务格局有了较大变化，企财险的比重跌破6成，为58.2%，运输工具及其责任险的比重上升到近3成，为29.66%，货运险为2.37%，家财险2.54%。1987年，运输工具及其责任险业务比重开始超过企财险，为42.27%（企财险为39.30%），从此成为财险第一大险种。

1980-1988年，运输工具及其责任险超高速发展，年均增幅达103.87%，远高于这一时期企财险年均27.30%的增幅。运输工具及其责任险包括汽车保险、拖拉机保险、船舶保险和飞机保险及其这些险别的责任险。汽车保险是运输工具及其责任险的领军业务，1980年中国民用汽车保有量为178.29万辆，1988年达到464.38万辆，这一数字虽比1949年的5.09万辆有了大幅增长，但和今天（2017年底）2.17亿辆有着天壤之别。1988年汽车保险保费收入为20.45亿元，占运输工具及其责任险86.54%的份额，为国内总保费收入的21.99%。从此，汽车保险成为国内财产保险第一大险种。（童伟明）